樊二被抓了。整个工地都知道,他谎报年龄,办的假证。
这个老家重庆的男人真实年龄是64岁,为能顺利上工,他的出生年份被改为1965年,58岁,离一线建筑工人的年龄上限还差两岁。
假证被收后,樊二在工地宿舍外等着被人接进去。另一边,下了工的工人们陆续刷脸进入宿舍。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邹佳雯 摄
2019年起,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“清退令”,60周岁以上男性、50周岁以上女性以及18周岁以下人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。现实中,更大范围的用工门槛往往比60岁还低,年龄成为农民工求职的隐形禁锢。
一些忙于生计的“超龄打工人”转向零工市场。“人多,活少。”2023年春天,上海郊区一处零工聚集地,53岁的老王在这个十字路口连续站了1个多月,没揽到一份活。
不再年轻的女人仍希望谋一份长期工。她们奔波于郊区密布的劳务所,口齿伶俐的大姐戴着十几块钱买的“金银首饰”,脸上打上厚厚的腮红,为找工作增加筹码,“因为这样看着年轻些”。
超龄
刚到工地不出半月,樊二就成了“话题人物”。
2月中旬一大早,相关部门来工地宿舍摸排新增工人,他战战兢兢,低着头,眼神却不住往两边瞟。这状态,很难不让人心生怀疑。
樊二硬着头皮拿出“身份证”,这张证件上的他1965年出生,58岁,离招工要求的上限还差2岁。多次比对后樊二还是露馅了,于是他被带走了。
64岁的樊二办假证“减龄”,在工地不出半月被查出。
樊二的真实年龄是64岁,超龄5年,按理说不应该出现在工地上。
工地距上海市中心80公里,这里的马路上,集卡车一辆接着一辆,抬眼望去,四处是高耸的塔吊,半盖好的房子一片连着一片。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一过,天南海北的工人便向此处汇聚,助力着一片“新城”冉冉升起。
这些“宏大的意义”,樊二不知道,也不关心,他更在乎200元一天的收入,还有就是,食堂13元一份的饭菜有点“太贵了”。
樊二说,因为用假证,他在派出所待了两天,又被拘留所关了一天。走的时候,警察扣了他五百块钱,说只要招出办假证的人,钱就还他。樊二不打算供出别人,给他假证的“老板”帮过他,五百块索性就不要了。即使当下的自己,掏遍全身也凑不齐二百元。
从拘留所出来后,樊二无处可去,便一直耗在宿舍。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记者见到樊二这天,一位工地负责人正巧来到宿舍门口,当着他的面,给招他来的“老板”打电话,商量下一步安排。
“赶紧想办法把他送回去。”穿着黑皮靴、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子语气颇不客气,“一直在这儿,(他没钱)饭都吃不饱,出事情怎么办?”
“再被查到,扣个一两万,这钱你出不出?”男子问道,电话另一端不知说了些什么。中年男子结束了这段对话。
个子不足一米六的樊二始终低着头,没说什么。在其后来的描述中,父母早逝,自己没上过学也不识字,没有娶妻生子,原本在老家种着不多的庄稼,住土坯房,40多岁时经人介绍开始外出打工,北京、安徽、广东……多是在工地干杂活,到年底拿薪水。
上海是个大城市,工地项目也大,樊二本想今年多赚点,未料卡在了“清退令”。
2019年起,全国多地对“建筑施工现场‘高空、高危、高风险、重体力’一线作业”从业者年龄作出限制。在上海,18周岁以下、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。2021年5月,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重申了建筑工地用工年龄要求,并指出,近期本市建筑工地连续发生多起人员疑似猝死事件,其中多数年龄均超过60周岁。
与之对应的现实是,农民工群体年龄持续上升。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监测调查报告显示,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,平均年龄41.7岁,比2018年提高1.5岁。从年龄结构看,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从2014年的17.1%上升到2021年的27.3%,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从2014年的56.5%下降到2021年的48.2%。
一位建筑工地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,工地当然更需要年轻人,但年轻人却不愿干工地。“泥瓦匠之类的技术工,普遍年龄都超过四五十岁,几年后超龄了,年轻人又不接,这些技术活还让谁来干?”业内人士表示,60岁以上的农民工也并未消失,但数量不多,基本集中在私人企业,“因为没法给60岁以上的工人买保险,万一在工地上出了事,理赔很麻烦。”
禁锢
争议之下,有省份逐步作出调整。2022年,安徽、四川等地下发通知,对建筑行业清退超龄农民工要避免“一刀切”。同年11月,人社部、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》。意见明确,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。尊重大龄农民工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要,指导企业根据农民工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,强化安全生产管理,定期开展职业健康体检,不得以年龄为由“一刀切”清退。
但在更大范围的招工市场,年龄仍是一种看不见的禁锢,限制着每一位大龄打工者。
“年轻人都招不完,(工厂)还要我们干什么?”在距樊二一百多公里的上海嘉定,两位大姐讲述着当前的招工市场“人多活少”的事实。
四处跑劳务所找工作的吴霞。
这些天,47岁的吴霞和51岁的王芸一直忙着找工作,每天骑着电动车四处跑,往往一上午辗转四五家劳务所,了解对年龄、技能、学历的要求,权衡酬劳,指望自己能进一家稳定的工厂,行不通的话,能做上保洁、洗碗工、传菜员等长工也是好的。
这天中午,二人把电瓶车停在嘉安公路一家劳务介绍所门口,还没进门前,下意识地先刷了刷手机里招聘群的新消息。
“我女儿昨天看到一个,酒店里,保底三千五,打扫一个客房7块钱,一天扫12个客房的话能有……五千多块一个月。”吴霞边刷手机边说。
“你问问位子还在不,在的话我去。”王芸抬起头,眼前一亮。
“当保洁你行吗?”吴霞问。
“为啥不行?”
“他要看你做没做过(保洁)。”
没有保洁经验的王芸自觉希望不大,眼里的光暗了下去,沉默着继续看招聘群。十几分钟前,她在招聘群看到一份适合自己的洗碗工作,立马告诉私信中介要过来签,不想等她跨上电瓶车抵达时,工作机会已经被人“抢走”。
王芸在劳务介绍所前,持续刷着招聘信息。
王芸告诉澎湃新闻记者,劳务所帮找的工作,单次介绍费普遍要达到200元,且工作机会多是35岁以下的,40岁的也零星有些,超过40岁的,基本就很难有合适的工作岗位。
另一边,吴霞胸前挂着小金链子,脚踩增高鞋,纹了眉毛,再微微擦些腮红,看着比王芸多些精神头,不太像自己的真实年龄。
吴霞告诉记者,自己来自安徽合肥,在上海待了十几年,辗转浦东、松江等地的电子厂做过女工,去年就职的工厂只招了3个工人,因为效益不好,到年底裁了2个,自己就是其中之一。她最想去工厂,但觉得没机会,“前几天一家做汽车垫的工厂,要十个人,你知道去了多少人?”吴霞笑笑,“200多个。”
“所以说,我们这个岁数,这个环境,不能自不量力啊。”这句话她也说给王芸听过。
眼下,吴霞刚刚丢了份饭店的工作。
按照她的计划,3月底回安徽看眼睛的毛病,然后再去太仓看看怀孕的儿媳妇。吴霞深知饭店的工作不容易找,也没想那么快辞职。不料这事儿被餐馆的其他人听去告诉了老板,她的岗位马上被别人顶了。
“没办法,现在市场上竞争比较激烈。我也不想干等着,好手好脚的,为什么要闲下来?”吴霞说。
零工
更多忙于生计又到了年纪的人把希冀寄托在零工市场。
清晨六点,天蒙蒙亮,位于上海郊区的胜辛路嘉安公路率先打破沉寂。骑着电动车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,在十字路口的马路边上排出百米长列。他们长期“盘踞”在此,自发形成一处零工市场。
在胜辛路一侧的零工市场等待的男人们。
在这里,电瓶车就是零工的“工位”,早六晚六,一坐一天,等待被“招工的老板”现场挑选。
老杨今年61岁,住在离此处五六公里外的一处农房,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骑电动车出发,六点多到达,不算早,但尚能选择一处好点的位置。胜辛路接近南北走向,车辆往往从胜辛路北直行或从东西走向的嘉安公路转弯而来,因此越靠近路口的位置便越早被招工的车辆看到。
“谁最先被老板看到,往往就选谁。”老杨说,每天会有一百多号人在此等一份日结的工作,大家像电视里码头上等活的脚夫——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脚夫,搬家、装卸水泥黄沙、运垃圾等,长期工们不愿干的脏活、累活,这些零工、日结工上赶着要。
嘉定的一处零工市场,民工们每天在此等活干。
一天工资在二百到四百之间不等,往年光景好的时候,他们一个月能收入四五千元。
不过,老杨已经五六天没见过招工老板了。中午时分,一辆黑色面包车缓缓在路口停下,等在路边的人们停止交谈齐齐张望,可惜的是,车上的人摇下车窗,与其中一人简单寒暄后就离开了——“不是招工的”,人们收回目光,转身回到“工位”上。
“这几天都没有人来(招工)。”他们当中的好几位,过去一个月只挣到一两千元。
“你看这个。”老杨把手机递过来,屏幕上有指纹的灰印。他在一个两百余人的招工群里,但始终在“潜水”。“18-35岁”“大专学历”“有叉车证”……对老杨来说,这些要求过于苛刻,“现在招工的条条框框太多,没啥机会。”
老杨来自河南信阳,他没有文凭,也没技能,在上海打了二十几年工,进过厂,也干过工地。如今只能干干零工,工钱一天一结。
与老杨并列坐着的,还有另外10多位岁数比他略小的务工者,也都在五十岁左右。中午一过,陆陆续续又来了些人。
老王今年53岁,正月初十从河南老家到上海。“今年我只被之前认识的老板喊去干了几天活。”老王不愿意说自己今年挣了多少。他只告诉记者,自己在这个路口站了一个多月,一次都没被选中过。
等待被“选中”的背后,是肩上实实在在的压力。老王带着一家三口在附近小区居住,老婆一个月挣三四千,儿子工资不高、等着结婚,房租还在连年涨。
“去年两千一个月,今年两千二。”老王表情严肃,觉得自己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。前几天早上,曾有老板来这个转角挑人,大家都举了手,老板挑走了个子最大的那几个,老王不在其中。
归宿
樊二决定回重庆老家。工地另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,不只樊二,工地里还有一位姓谢的,也被查出因超龄使用假身份证,这些天也要清退了。
回家对樊二来说并不轻松。他没上过学,不会买票,不知道怎么从工地到火车站,也不晓得如何坐火车。最要紧的是,钱不够了。当初来上海的时候,他同几个老乡一块坐的大巴车,单人票价五百,路程遥遥好几千公里,从镇上一直开到工地。如今,他变成一个人回去,内心有些害怕。
隔壁宿舍的老刘是他的希望。工资要等工程结束的年底才发,樊二打算先向老刘借点钱,老刘是他的带班,相当于半个领导,也是老乡,想必会帮忙。可能去火车站也要老刘借车送他,再帮他买票,直到坐上火车。
闲暇时,零工们在路口旁的一个简陋帐篷里自娱自乐。
在樊二的宿舍,一间逼仄的板房内住着七八个人,一天没吃饭的他蔫蔫地躺在床上,厚重的被子挡住头部,床尾挂着几件从老家带来的冬衣。床的里侧“藏”着一袋雪饼,是前一天在工地小卖铺买的,十三块一斤,樊二觉得很贵,但还是买了一斤,打算坐火车时吃。枕头下放着一个小本子,记录他在工地干活的日子,樊二不太认字,所以是老刘代写:
“2023 上海”
“2.9日 1天 加班4小时”
“11日 下午5小时 加班8.5小时 打灰”
“13日 一天 加班7.5小时 水”……
樊二应该不会再出来干活了,这次,他坚信自己超龄了。老家还有一亩地和父亲留下的六七间土坯房,回去后,他打算先育一些红薯苗,二十多天后苗苗长成再种地里,等到了秋天,收获红薯后再种上稻米,其他时节再种点玉米等。这样的日子,他曾过了四十多年,如今又回到从前了。
3月的上海已有些许燥热,路旁的绿化树正努力生发着新芽,只是芽尖细小稀疏,不足以为树下的人产生任何遮挡。
零工市场的人们还要在路口站多久呢?现场的人给不出明确答案。
他们大都来自小城小镇,在大城市打拼数载。人生转眼进入下半场,觉得只要自己还有力气,就会一直打拼下去。
绿灯亮起,骑着电动车的女人快速穿过路口,满怀希望地朝下一处劳务所驶去。
(樊二、吴霞、王芸、老杨、老王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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